近代以来的中英交往史，不仅表现在我们耳熟能详的商贸互动、战争冲突和外交谈判等显性面向，更有双方搜集彼此信息、解读对方情报和生产中西知识等隐形面向。但与英外交部采取的综合、全面的信息解读方式不同，清政府对英方的情报工作缺乏标准化的信息处理手段，面对英国为代表的西方，走出国门认识世界的中国人，其理解与书写不自觉地偏向于固有知识体系中的评价、解读，甚至想象。因此，阅读他们少量且珍贵的旅西笔记，走进他们带有鲜明个人视角的“西方世界”，为我们重新认识现代化的历程，重新理解东西方文化的融合，带来了相当重要的启示。

    5月18日，浙江图书馆“典藏之美”系列讲座邀请了浙江大学张丽萍、张佳峰、肖剑三位老师，围绕皇甫峥峥的著作《远西旅人：晚清外交与信息秩序》展开对话。

▲ 上排从左至右分别为浙江大学副教授张丽萍、浙江大学“百人计划”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肖剑、浙江大学特聘副研究馆员张佳峰。

    皇甫铮铮在《远西旅人》的研究中坚持将“个人故事放置于更大的政治、文化和知识脉络中”来揭示“西方”的复杂性，因此，张丽萍副教授在分享中也着力体现每位使臣所处的历史背景与个人文化、认知的环境。根据《远西旅人》的时间脉络，结合六位使臣的日记、文集、诗集等不同文本，张教授细致地梳理了斌春、志刚、张德彝、郭嵩涛、曾纪泽、薛福成这六位使臣在不同的时空背景、职务身份和知识结构下描绘的西方，一条从旅客、到使者、到学生、到学者、到外交官、再到战略家的渐进之路也依次在现场读者眼中铺陈开来：

   当旗人斌春陪同赫德（Robert Hart）探亲休假时，他作诗赋词以示中国文化的辉煌，但同时也称赞西方各国，套用儒家标准，如爱和平、勤俭、重礼貌等，同时讨好清帝与赫德。

    志刚是“蒲安臣使团”的中方负责人，他渴望国家强大，在出使时尤其对西洋机器观察甚详。他将观察到的事实与儒家、道家之间建立概念上的对等关系，证明了中国现有的对自然世界的知识的基本合理性，使得他的描述逐步显现出“西学中源”的味道。

    张德彝出身同文馆学员，接受了中国近代的专业性教育，后成为光绪的英文老师。作为一个随团出使的年轻人，他的西方书写呈现出别样的风格，更多的是体现欧美社会的诸多细节，譬如：国外的电梯、女性的打扮、蒸汽机的描述、足球等游戏……随着他在中国驻外使馆职位上的上升，他的日记也逐步转变为中国使馆的信息库，体现了清朝使馆与文人共性的整合。

    郭嵩涛是晚清第一任驻英公使，因其对欧洲的诸多书写而被历史学家视为晚清时代的先知。在本书中，郭嵩涛的书写呈现出浓厚的传统性。出使西方后，他看到了现实差距，却认为这是西方掌握新“王道”的结果，而中国的失败是因为失去了自己的道统。

    曾纪泽自学成才，于西学无所不读。作为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知识结构中既有儒家文化的积淀，也有务实性西学的训练。张丽萍老师尤其强调他是“醒狮论”的最早推行者，称“中国不过似人酣睡，固非垂毙也”。

    与前辈外交官相比，曾纪泽在向国内传回各种西方重要情报的同时，还积极利用西方媒体向社会输出中国形象，尝试与国内的信息秩序进行有效的互动。

    如果说曾纪泽将驻英公使馆打造为清政府的驻外信息中心，那么薛福成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动了晚清外交官信息工作的专业化与战略化。他重新定义了外交官的信息书写，重组了驻英使馆的信息结构，并试图用“西学中源”说，摸索出一条易行之路，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政治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对话环节中，肖剑老师和张佳峰老师分别从跨文化交流、信息传播以及对他者的想象等角度，阐释了个人的阅读感悟，这也催生出现场读者的发问：对自身文化的认同，对西方文化的接纳与包容。

    肖剑老师认为，晚清的跨文化交流，中国实则处于一种被动的状态，而如今，中国与西方世界的跨文化交流依托现代媒介的手段，已经完全信息化了，但除了以国家为主导的方式，民间的跨文化交流也应该成为信息传播的渠道，只有更多渠道的发声，才能促进跨文化交流体系的建立。

    张佳峰老师借《远西旅人》一书，探讨了近现代学术思想的转型，尤其对晚清的知识界、文化界、政治界的转变表达了个人的观点，并强调“以我观物到以物观我的转变”——不更新旧的知识体系，就不可能产生真正的远见，如何突破认知缺陷，对今天的读者来说亦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 提问的这位外国留学生，她对于东方、西方的理解，对于其他民族文化、民俗的接纳，也引起了现场其他读者和三位老师们对于文化认同的探讨。

    现场的阅读交流与思想碰撞，让在座的读者们深切地感受到：这场横跨近三十年的中西文化相遇，每代人都试图从自己的认知框架中建立镜像来概括对方，也让150年后的我们得以窥见先辈们重塑中华荣光的努力。不论是晚清使臣的笔记，亦或如今的跨文化交流，可以说，我们对西方的认知依旧在进行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