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浙江图书馆和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共同主办的“两浙名贤•芸帙——浙江历史名人系列讲座”第八讲于11月18日上午在浙江图书馆举行，本讲讲述张元济秉持文化发展理念，把商务印书馆从一个简陋的小印刷作坊办成全国最大的出版机构和东方文化的中心机关，并同时将资料室升格成综合性文化典藏机构——东方图书馆。由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世界中国学研究所副所长、近代上海史创新学科首席专家周武主讲。

图1 主讲人周武

　　张元济(1867—1959)，字筱斋，号菊生，浙江海盐人。23岁中举，清光绪十八年(1892)，中进士成翰林，28岁任刑部主事，后转任总理衙门章京。他参与过戊戌变法，政变后被革职永不叙用，因李鸿章之荐而襥被南下。1899年，张元济入南洋公学，执掌译书院，办《外交报》，出版《原富》。1903年初受夏瑞芳礼聘，入商务印书馆，历任编译所所长、经理、监理、董事长。在这个过程中，张元济成为商务印书馆的灵魂人物，商务印书馆的发展离不开张元济，张元济的命运也跟商务密不可分。

图2 张元济画像

　　张元济加盟商务后，秉持“鉴古”“观人”的出版理念，“一方面发扬固有文化，保存国粹;一方面介绍西洋文化，谋中西之沟通，以促进整个中国文化之光大”，在他的主持下，商务印书馆由一家简陋的印刷作坊发展为全国最大的出版社，不仅拥有全国一流的编译阵容和一流的印刷设备与技术，而且拥有庞大而健全的发行网络。其鼎盛时期不单在海内外大中型城市设立了40余家分馆和支馆，销售网点1000余处，还包括一个征集了十万订户的“通讯现购处”，公司职工近5000余人，资产2000万元，成为全国乃至东方文化的中心机关，在教科书、西学传播、国粹保存、原著出版、辞书编纂、期刊发行、印刷技术等方面都曾做出过开创性和引领性的贡献。论规模，商务不仅稳居民国五大书局之首，而且与当年的英国麦克米伦公司和美国麦克劳希尔公司并称世界三大出版公司。若论对各自国家的影响，商务则远在上述两大英美出版公司之上，成为推进中国现代转型和中西文化融汇的巨大文化存在。在这个过程中，他本人亦由翰林转变为现代中国首屈一指的出版家，他的名字标识着中国出版史上的一个时代。

　　张元济不仅是著名的出版家，也是我国公共图书馆事业的先驱者。早在1897年9月20日，他与夏偕复等为设立通艺学堂而致总理衙门的呈文中，就曾特别提及于通艺学堂中“分建藏书、译书等馆”。在随后制定的《通艺学堂章程》中又专列《图书馆章程》12条和《阅报处章程》6条，明确规定：该馆专藏中外各种有用图书，凡在堂同学及馆外同志均可随时观览。该章程还就图书购置、分类、管理及借阅办法等做了具体的规定。这大概是中国最早的近代意义上的图书馆规章了。1903年张元济加盟商务后，又在馆内设立资料室， 1909年，张元济在资料室的基础上设立图书馆，正式命名为涵芬楼。他参照国外的管理办法，亲自制订了涵芬楼的管理制度。在张元济的倡导下，涵芬楼由聚书改为存孤传本，致力于收藏地方志，经过10多年的筹划，涵芬楼成为东南地区乃至全国最大的私立图书馆。1926年商务成立30周年，作为纪念活动之一，经张元济提议，董事会决定将涵芬楼更名为东方图书馆。1929年图书馆开通流通部，采购数万种新书供馆外借阅，入馆阅览者近3万人。1930年入馆阅览者更达到3.6万人。其“补助教育”之功，不可谓不宏。令人扼腕的是，在一·二八事变中，侵华日军炸毁了商务印书馆和东方图书馆，数十年积累地图书毁于一旦，让张元济倍感痛心。但他并没有委靡不振，也没有放弃曾经引为己责的文化使命。1939年4月，张元济与叶景葵及陈陶遗三人在沪发起创设合众图书馆。众人拾薪，合众图书馆得以在战火纷飞中充实发展。到新中国成立时，亲友捐赠书达22万册，蔚然成为沪上颇具规模的图书馆，后并入上海图书馆，终使得在国难时期保留下的中国文献典籍有了一个最好的归宿。

图3 讲座现场

　　周武先生的讲座内容丰富，深度刻画了张元济这位中国近代杰出的出版家教育家与爱国实业家，将他的开明、稳健、实干、执著而且富于识见的形象生动地展现给听众。